纪录片《榜样8》观看有感
纪录片《榜样8》观看有感（精选篇1）
农民不会因为物质富裕了，脑袋也会自然富裕。吴惠芳在带领永联人致富的同时，一直紧抓村民素质提升，既补"智"又补"志"。
一是抓教育。"永联的未来在孩子"。2012年，在他的主导下，永联村投资了1亿元，建设了设施一流的永联小学。2015年，他利用代表的身份，提交了《关于均衡城乡教育资源的议案》，引起了苏州市高度重视，为永联小学带来了优质教育资源。2015年，吴惠芳引入北京荷风艺术基金会。在荷风艺术基金会的指导下，永联小学成立了荷风管弦乐团，让永联孩子在家门口就享受高雅艺术的熏陶。
二是抓文明。吴惠芳把永联的文明建设分三个层次：传统农民、变职业农民，职业农民变文明市民，文明市民变合格公民。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在社区生活中发声、参与民主自治。为此，2015年，他在村里成立社会文明建设联合会，从公厕文明、祭祀文明、交通文明等一件件具体事情抓起，培养村民的公民意识。如今，永联村已经连续五届被评为"全国文明村"。
三是抓公益。2012年，吴惠芳在永联小镇上主导建设了爱心互助街，设置学习互助、生活互助、娱乐互助、健康互助等4大功能区，爱心街的LOGO是两个交叉的爱心，是吴惠芳亲手设计绘制的，寓意是让永联人在共建中才能共享，不能让人在不劳而获中丧失勤劳致富、艰苦奋斗的意志和能力。2010年，吴惠芳就申请成立了永联为民基金会，每次外出讲课费，他都捐在基金会，累计30余万元。基金会的资金用于村里困难对象帮扶，但条件是每年在基金会里捐款过。
吴惠芳从部队师职军官转身为苏南小村庄普通"村官"，目标就是致力于将永联村打造成为中国新农村社会治理的样板，成为中国乡村小镇率先走向世界的标杆。转业13年，他继续前进，发挥听党指挥、服务人民、善打硬仗的优良作风，带领永联村乘风破浪、逐梦小康。以生动的实践书写了转业军人在平凡岗位再立新功精彩篇章，折射出一名军人、一名党员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宝贵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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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村基础设施问题的解决、村企关系的梳理、以及城镇化的公共管理服务的到位，尤其是农民实行集中居住后，土地统一流转，由村经济合作社规模化经营管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了出来，再也不需要面朝黄土背朝天了。吴惠芳在思考新的问题：一是除了土地流转费，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如何增收?二是现代化农业投入大见效慢，如何才能提高附加值?
一直以来，永联村集体经济是"一钢独大"，符合条件的村民能进厂工作，很多年纪大了又没有什么技能的村民进不了厂，家庭往往更困难。
2009年，吴惠芳提出来要在永联村发展乡村旅游。但一穷二白怎么发展旅游?吴惠芳组织学过旅游、农学、规划的三个大学生员工研究策划发展乡村旅游，半年之后，江南农耕文化园开门营业。为了提升人气，他又在永联小镇上打造了一条江鲜美食街，举办江鲜美食节。经过几年的发展，永联旅游已经快速发展，"吃江鲜，到永联"成为周边城市的共识，并且带动了400多村民就业，2017年游客人次达100万，销售收入1亿多元，永联小镇门面也随着人气的提升，年租金收入达1200多万元。
发展旅游产业尝到了甜头，吴惠芳决定用旅游带动农业：构建一个全产业链--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他将永联村8000亩的耕地建成了4000亩的苗木基地、3000亩的粮食基地、400亩的果蔬基地、100亩的特种水产基地，实现了种植养殖基地化;投资建设腌腊制品厂、谷物加工作坊及传统酿酒、榨油等作坊，实现了加工制作工业化;主打长江鲜、农家菜品牌，实现了餐饮美食特色化;成立永联天天配送公司，构建销售、物流体系，实现产品可追溯，2017年天天鲜在新三板挂牌，实现了销售配送标准化;整合永联区域景点及江苏张家港市东部区域的农业旅游资源，打造长三角市民喜爱的乡村旅游产品，实现了旅游观光产品化。
2014年，永联小镇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2017年，永联小镇被江苏省确立为首批13家田园风情小镇之一。2018年，永联村全域旅游发展经验被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先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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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是个"大课堂"，走在全国前列的永联村，则肩负起"摸着石头过河"的使命。为探索建立适合城镇化乡村的治理模式，吴惠芳用了10年时间，分四步来解决这一根本制度问题。
第一步：集中居住。2006年，国家住建部在苏州推出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吴惠芳与班子成员通气之后，大刀阔斧的把散居在田间地头的3600户农户全部拆迁掉，将张家港市"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1000亩指标全部争取到永联，建设了占地600多亩的农民集中区--永联小镇，并在小镇上配套建起了农贸市场、医院、商业街、学校等现代化设施。如今的永联人，住的都是大产权、红本子的商品房，在村里就能买菜、上学、治病。
第二步：服务下沉。村民集中居住之后，村域内居住人口也开始急剧上升。吴惠芳认为，农村城镇化既要有城镇化的基础设施，也要有城镇化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此，他积极向上级反映情况，陈述原因和建议，很快，得到了张家港市政府的大力支持，2009年，在永联成立了社会管理协调小组，把交警、城管、工商、卫生、消防等机构和执法人员派驻到永联，实现了城乡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永联人享受到了城里人才有的公共服务。
第三步：村企分离。1998年和2000年村办企业永钢集团转制时，永联村坚持给村集体留下了25%的股份，也给村民种下了一颗摇钱树。为实现村企共建共享，同时确保企业市场化经营，吴惠芳将永钢集团和永联村的财务完全分开，村企两本账;管理班子分开，村企两套管理人马，两套薪酬体系。企业讲究的是效率优先，按照现代化企业制度经营，村里讲究的公正公平，按照自治组织条例治理，两者是纯粹的投资关系。
第四步：政经分离。永联村除了持有永钢集团25%股份的集体资本，还有300多个门面店的集体资产，8000亩耕地的集体土地，年可支配收入达1亿多元。同时，永联村有1万村民，1万多外来人口，村委会管不了也管不好。吴惠芳决定推进政经分离：一是成立城镇化社区。2011年，永合社区正式成立，并选举社区居委会，直接隶属于南丰镇政府。二是成立永联村经济合作社。2013年，通过制定经济合作社章程，对10676名社员进行确权，并选举产生社员代表，由社员代表选举理事会、监事会，并聘请经营管理班子，确保集体资产、土地、资本保值增值。2017年，永联村经济合作社员年人均福利分红近一万元，年人均纯收入达4.58万元。
吴惠芳深知要打开封闭的、熟人社会的乡村格局，实现有理、有节、有序的现代化管理体制机制，必须依靠制度建设。通过10年"破"与"立"，吴惠芳将永联村的治理体系基本构建完成：党建引领、区域协同、群众参与、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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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吴惠芳出生于苏州张家港永联村。他的父亲吴栋材是一名曾经“扛过枪、跨过江、负过伤”的老兵。1980年，在父亲的影响和支持下，吴惠芳高中毕业即报考了南京炮兵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杭州部队，成为基层炮营的排长。至今，他对于如何定坐标、瞄靶位，仍有一套心得。1984年他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经受血与火的考验。1998年率领部队赴九江抗洪抢险，经历风雨洗礼。后又在团、师的军事、政工岗位任职。2002年，42岁的吴惠芳升任南京军区驻浙某师政治部主任。正当他干得顺风顺水之时，一场人生重大抉择摆在了45岁的吴惠芳面前——老父亲力劝他转业回乡。
在吴惠芳的心目中，母亲虽然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妇女，却是一位伟大的女性。母亲的为人处世和内心的那份仁爱，对父亲和几个子女影响极大，以至在回到永联村以后，吴惠芳与人谈起母亲时，还会眼泛泪光。
面对古稀之年的父母，吴惠芳陷入了深深的思考：25年的军旅生涯，老山战场、九八抗洪......父母经历了多少的提心吊胆、日思夜想?是否亏欠两位老人太多?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与深思熟虑后，吴惠芳终于做出了人生的一次关键抉择：舍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从驻浙某师政治部主任岗位自主择业回到家乡永联村，投身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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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惠芳的父亲吴栋材是永联村的老书记。1978年，这位曾经参加过战争的三等甲级伤残军人回到永联村，在此后的岁月里，他带领村民们建起了后来成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一的永钢集团，完成了穷村变富村的华丽转变。后来，永联村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急需高素质管理人才，老吴书记在四处招贤纳才的同时，也将目标锁定了自己的儿子吴惠芳。
吴惠芳：我父亲1978年在村里担任书记，1984年村里自筹资金30万元办起了钢厂，几十年来，他把村庄建设和企业发展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
面对年近古稀的父亲和那双期待的目光，吴惠芳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最终答应了父亲。2005年秋天，吴惠芳自主择业回到永联村，经组织推荐、上级考察和党委任命，担任了村党委副书记，同时被永钢集团董事局任命为集团副总经理。
吴惠芳：作为一个儿子，面对一个近70岁的老人，我到永联村工作是尽忠与尽孝的统一。既是对父亲负责，更是对老百姓负责，也是对党忠诚的体现。我们在部队的时候，带兵备战，保家卫国，践行宗旨，但是发展企业壮大集体经济，带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同样是党的中心工作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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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跋涉在世界屋脊，二十年来用脚步丈量着这片神圣的土地。他把青藏高原当作第二故乡，把这里的同胞视为亲人。他说，他是背着行囊云游在高原的守望者，要为祖国找大矿，但归宿肯定是下一座高山。——题记
见到唐菊兴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由于“档期”问题，几经协调，唐菊兴终于在下班之后有了点儿空闲时间接受记者的采访。
“最近事情太多了，一会儿跟你聊完我还得加班。”他向记者解释着。
忙——这是记者对这位身材魁梧的“壮汉”的第一印象。“经常就是这么忙着。在西藏的时候也是，有时候奔波起来一天要走上千公里的路。”作为2013年入选国土资源部首批“国土资源科技领军人才开发和培养计划”和“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团队培育计划”的中青年科学家，唐菊兴肩负重任。二十年来，他每年都会亲自带队在西藏野外一线开展地质矿产勘查评价和研究工作。
“西藏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乡，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整整沉淀了二十年。”唐菊兴很健谈，说起话来思维敏捷、逻辑清晰，尤其是当聊到这些年在西藏工作的点点滴滴，他那地质人特有的坚毅眼神会忽然变得柔和起来，像极了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怀着极其复杂的情愫在谈论自己的故乡。
唐菊兴其实是南方人，他的普通话里还夹杂着些许吴侬软语的细腻乡音，但他的生活习惯却又像是成都人(唐菊兴曾在成都学习工作生活了28年)。他身上的亲切感似乎也是与生俱来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管是一起跑野外的同事，还是西藏当地的向导和工人，或者是自己带着一起爬山的学生，“都是亲密的战友加伙伴”，正是因为整个团队的融洽相处、齐心协力，才有了他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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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举行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这个项目也被国内外专家评价为“中国地质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国际上10年来推动喜马拉雅造山系研究做出的最重要贡献”。
这一重大的成果背后，凝结着成百上千名地质工作者数十年在野外的心血汗水，其中，唐菊兴是奋战在青藏高原上时间最长的一个。从1995年第一次踏上西藏，从三江源头到雅鲁藏布江—冈底斯山脉再到阿里地区，他用脚步一寸寸丈量着高原。多吉院士感慨地说：“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我每年都多次见到唐菊兴，他对地质工作的执著、激情和热情，在最艰苦、最危险、外部环境最差的地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值得所有地质工作者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初，甲玛铜多金属矿床就开始详查工作，不过，由于当时将“海底喷流成矿”理论作为矿产勘查的理论指导，重点是对浅部的铅锌铜矿体进行勘查，因此先后探明铜铅锌资源量108万吨后就再无大进展。2006年起，唐菊兴开始主持甲玛铜矿勘探评价工作，要想取得突破，首先需要突破的是浅成“海底喷流成矿”观点，这无疑需要极大的勇气，也需要开展大量基础地质工作加以佐证。
唐菊兴带领研究团队做了细致的基础工作，认为甲玛矿床存在斑岩成矿体系的勘查地球物理异常特征。随后，在2008年，他开始组织团队通过钻探施工来初步验证结论。
在青藏高原进行钻孔施工，按照惯例，钻孔深度达到地下三四百米时还没有见矿就会放弃了，然而，当唐菊兴到现场看了岩芯，并认真研究分析后，他提出，角岩型矿体下面肯定有矽卡岩型和斑岩型矿体，于是果断决定继续施工。在钻孔深度达到500米时，终于发现厚度达到200多米的铜矿体，世界级大矿甲玛铜多金属矿从此揭开序幕。2010年，又在甲玛铜山南坑发现了一处矿体，仅这一处提交的铜资源量就接近原来15年提交的铜资源量。到2013年9月，矿区新增的铜几乎是原来15年提交量的14倍。
像这样的奇迹随后在雄村、铁格隆南、尕尔穷等矿产勘探项目中不断发生，对前人成果，继承但不盲从、在继承中创新，使唐菊兴团队找矿成果不断。21年来，他带领团队创新找矿理论，采用产学研用一体化，在西藏探明并新增资源总量相当于18个大型铜矿、18个大型金矿、6.9个大型钼矿、11个大型银矿、2个大型铅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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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刚满20岁的唐菊兴从成都地质学院矿产系毕业，并留校任教，1995年，他参与导师王成善主持的“玉龙铜矿似层状矿体成矿作用定位预测研究”，从此与青藏高原结了缘。从水乡嘉兴到蓉城成都再到青藏高原，他的人生因为地质不断攀升，并在世界屋脊扎下了根。据统计，21年来，唐菊兴几乎每年有三分之一时间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度过，时间最长的一年，他在西藏待了200多天。
最初去西藏，从成都出发要走一个星期，一路颠簸不说，还会遇上大堵车，有一次竟然堵了一个星期，一到夜晚，大家冻得瑟瑟发抖，蜷成一团，他戏称自己是“团长”。当然，在高原上工作，当“团长”的次数绝不在少数。
在高原工作会遇到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这时，唐菊兴总是第一个站出来，不管是一起出野外的同事，还是西藏当地的向导和工人，或者是带着野外实习的学生，大家都特别敬佩他、信赖他。团队成员刘治博说：“在高原出野外，大家就是生死与共。”就拿过河来说，由于没有桥，过河时都是靠越野车加足马力然后一口气冲过去。一旦汽车在湍急的大河中熄火或是被石头卡住无法前进，就需要一个人下河去把钢缆挂在被困车辆上，然后用另外一辆车把它拉出来。这时，总是唐菊兴蹚着冰冷刺骨的雪水到河中央去把钢缆挂好。他说：“我是项目负责人，高原工作经验比较丰富，遇到这种情况必须要对大家负责，另外我在水乡长大，水性也比他们好一些。”一次，在藏东类乌齐开展土壤测量，正在过河时，藏族技术员古桑突然脚下一滑落入水中，他本能地大叫“唐老师救我”，唐菊兴听到呼声，急忙扔下手中东西，游过去一把抓住古桑，将他救了起来。
今年西藏雨季特别长，唐菊兴带着几个人去阿里一个铜矿检查，返程时陷车了，唐菊兴拿着工具一会儿到前面挖车，一会儿到后面推车，同行的学生想上前帮忙又不知从何下手，看着浑身泥水的老师感慨万分：“不光是专业，唐老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等把车挖上来，唐菊兴拍了拍身上的泥又继续赶路。他告诉记者，“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问题，当年在藏北遇到陷车时，我们把棉被、军大衣都往车轮下塞过。”
唐菊兴常戏称自己是个“爬山匠”，正是一年又一年的攀登，让他征服了地质科学高峰，也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培育了一大批年轻优秀的地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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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底，我所唐菊兴研究员被科技部基础研究司评为“最美野外科技工作者”，科技部协同中央电视台等十多家媒体前往西藏对其进行了现场宣传与采访。
通过宣传优秀事迹，资源所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身边优秀共产党员学习，向身边在本职岗位上默默奉献、长期在野外开展科研工作的典型代表学习，学习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责任、创新、合作、奉献、清廉”，用业绩成果回馈着党和国家的培育等先进事迹。
在学生们眼中，“唐老师粗犷的外表下有一颗细腻而火热的心”，有空的时候，他会在自己的网络空间写写随笔，抒发对生活琐事和野外工作的感慨和感悟，不仅古典诗词信手拈来，还时常引用鲍勃·迪伦等著名摇滚歌手的歌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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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菊兴的细腻还表现在与藏族同胞的交往上。在野外时，如果需要到沿途的藏族同胞家中休息或补充一些干粮，他都坚持付钱，尤其是遇到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的，他几乎每次都会掏空口袋里所有的钱。“虽然语言不通，但只要真诚，他们是会感受到我们的诚意的。”
十多年前，唐菊兴率队在雄村金矿外围的谢通门县达那答乡工作，暂住多吉家，并邀请多吉到项目组担任翻译。平时大家一起上山工作，回住地后又聚在一起品尝青稞酒和酥油茶。后来，唐菊兴到别的地方工作了，一旦有人路过达那答乡，他就会托人给多吉捎些小礼物，从大人的毛衣、小孩的学习用品到多吉喜欢的啤酒，东西不多，但传达的是朋友间深厚的情谊。
“有些藏族同胞愿意过现代生活，从西藏目前现实看，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最可靠的依托产业就是矿业了。”唐菊兴说。因此，每到一地开展项目，首先就是到当地村庄调查了解人员情况，尽可能雇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年轻人当翻译、向导、后勤工人，并在实际工作中手把手教他们相关工作。
“甲玛矿区萨玛龙村几乎每家都有一个熟练的样品加工工人。”唐菊兴介绍说，在甲玛矿区工作期间，他们将岩芯保管和加工工作委托给这个村，村里则轮流安排每家派一个人参与保管和样品加工工作，唐菊兴团队就耐心地教他们劈样、粉碎加工、样袋标号等。经过几年锻炼，这些人完全掌握了样品加工程序和质量要求。“只要有这样的岗位出现，这些人不用培训就可以变身现代产业工人了。”
2014年9月底举行的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代表评选活动中，唐菊兴被评选为先进模范个人。
高原攀登二十余载，霜华悄悄染鬓间，如今他常对学生们开玩笑说：“我已经50多岁了，再有几年就要退休了，地质工作未来就看你们了。”但是了解他的学生们都知道，真正的热爱从来不会挂在嘴边，“只怕等到明年5月去不了野外，唐老师就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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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钱七虎培养的大批优秀人才成为防护工程领域的中坚力量。2019年，他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助贫困学生，帮助贫困学子圆了上学梦。
1937年，钱七虎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
1954年，钱七虎本科就读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防护工程专业。
1956年，钱七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1年，钱七虎博士就读于苏联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
1965年，钱七虎任职西安工程兵学院、南京工程兵学院。
20世纪70年代，设计出了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的机库大门，出版了专著《有限元法在工程结构计算中的应用》，获得了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成果奖。
1988年，钱七虎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4年，钱七虎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6年，钱七虎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科技委副主任，常委、教授。
2000年起，钱七虎兼任国际城市地下空间联合研究中心理事，亚洲区主任。
2001年，钱七虎就跨越长江黄金水道航运发展战略建设水下大型隧道的构想，在北戴河向中央领导提出建议。
2010年，钱七虎南京长江隧道正式建成通车，被南京市委市政府记“一等功”，并列功臣榜榜首。
2018年，钱七虎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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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为预防和治理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城市内涝等“城市病”，钱七虎率先提出开发利用地下城市空间、发展城市地下快速路、地下物流等创新观点，先后组织编制、主持和评审了全国20多个重点设防城市地下空间规划。
由钱七虎主持制定的我国首部城市人防工程防护标准，获得国家人防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在全国60多个大中型城市广泛应用。现在全国各地地铁都是设防的，这与钱院士的积极推动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我国建设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完备的“地下钢铁长城”，对保障国防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多年来，钱七虎着眼于国家发展全局，不仅主动作为实践强军梦，在军事工程方面功勋卓著，还勇于担当谱写中国梦，在民生工程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创新表率作用，在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港珠澳大桥、雄安新区规划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中倾注大量心血，将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毕生所学毫无保留地应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
2018年，钱七虎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把80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资助我国西部的贫困学生。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钱七虎又把江苏省配套奖励给他的800万元中的650万元捐给了武汉抗疫一线，其余的150万元分别捐给了母校上海中学和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都是由烈士先辈流血牺牲奋斗换来的。他们把生命都献给了党和国家，我还有什么不能贡献呢?”钱七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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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戈壁深处一声巨响，荒漠升起一片蘑菇云……当人们欢呼庆贺之时，一群身着防护服的科研人员迅速冲进核爆中心勘察爆炸现场，钱七虎便是其中一员。
那是某新型飞机机库在西部一试验场进行抗核冲击波效应实验。钱七虎从苏联学成归国后，便受命进行某飞机洞库防护门设计。为获得准确的实验数据，他赶赴核爆试验现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和数据收集。在现场，钱七虎发现，核爆后飞机洞库门没有被炸毁，飞机也没有受损，但防护门却出现严重变形，无法开启。
经过初步分析，他迅速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原设计方法中防护门的强度和变形均依靠手算，计算精度达不到要求，难以较准确估算出防护门在核爆炸冲击波作用下的变形。为此，钱七虎决定采用当时先进的有限单元法在大型电子计算机上进行计算。
钱七虎带领课题组一路披荆斩棘，排除一个个困难和障碍，最终设计出了当时跨度最大、抗力最高能抵抗核爆炸冲击波的机库大门，并撰写出版了著作《有限单元法在工程结构计算中的应用》。
随着侦察手段的不断更新、高技术武器与精确制导武器的相继涌现，防护工程在高度透明化的战场中，常常是“藏不了、抗不住”，特别是世界军事强国开始研制精确制导钻地弹，给防护工程造成了巨大威胁。
“‘矛’升级了，我们的‘盾’就要及时升级。”经过长达10多年的研究，他和团队构建了破碎区受限内摩擦模型，研究了地冲击诱发工程性地震的不可逆运动规律和深部施工灾变孕育演化机理，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我国战略工程安全装上了“金钟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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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七虎中国工程院院士、防护工程专家、军事工程专家、中国防护工程学科创建者。
钱七虎长期从事防护工程及地下工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创建了我国防护工程学科，建成了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创新研究群体，填补了多项理论研究空白。
钱七虎研制出我国第一套空中核爆炸荷载模拟试验装置，研发出多种新型防护材料和系列高抗力复合结构。他用毕生心血，为我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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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时，钱七虎出生逃难的路上。他亲眼目睹侵略者的残暴，从小就感到，没有强大的祖国，人民不可能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从上海中学毕业时，我国正急需军事人才，成绩优异的钱七虎去了新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为要跟黄土铁铲打交道，防护工程专业成为了被大家避开的冷门专业。但作为班上骨干，钱七虎带头服从组织分配，选了防护工程，也开启了他一生的事业。
1961年，钱七虎被组织选派到莫斯科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深造。留苏4年，除了莫斯科，他再没去过其他城市。就算上街，基本上也是去书店或图书馆。因为他相信，天才出自勤奋。
钱七虎留学归国后，我国面临严峻的核威胁环境。如果说核弹是对付敌对力量的“矛”，那么防护工程就是一面坚固的“盾”。从那时起，为祖国铸就坚不可摧的“地下钢铁长城”，就成了钱七虎毕生的追求。